没有科学的实证方法，就不可能有法治效能的科学认知。
娜塔莎告诉他我们有规则的，左蹲是正当的，就是给没有内急的人准备的，右蹲是给内急、有疾病的人准备的。那么在朱祖飞律师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之中，有个事我也清楚记得。
听蒋勋讲《桃花源记》的时候，为什么渔人他舍船之后才能看到桃花源，登上船之后，找市长报告那地方有桃花源，派大军包围却根本找不到了？因为你的心有两面，你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根本就无从寻找。我们也可以把孟德斯鸠看成是我们的一个前化的自身，所以我们今天的批判都是自我批判，一切批判都是自我批判，可以从这么一个意义上来理解。我想作为一位优秀的律师，需要对法律的艺术性这样一个特征要有洞悉，要有感觉，要有深思熟虑。按照海华的布置，我也拟了一个题目，我的题目是从当代中国法哲学视角看朱祖飞律师的良知正义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说心学对于我们中国文明的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这也可以从田俊教授、田俊阿姨的人格学说来分析，那些严格的法典主义者，那些严格的法条主义者，一定程度上也是偏执论者，估计隐含有类似的偏执人格，当然我们祖飞老师是不是也有一种在场的偏执人格，这个也可以研究。我跟祖飞律师的交往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其实这个世界都是偶然的，但是一旦偶然发生的时候就会有必然性。而在判断行为所包含的风险与构成要件结果之间是否具有相当性时，经验上的通常性这一标准就具体体现为，行为所包含的风险达到了通常能够导致构成要件结果发生的程度。
而行为是否包含了禁止风险是一个终局性的评价。在本案中，若依据主观风险来判断，就会认为甲的行为具有相当性，构成故意杀人的既遂。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学说，包含了多种可能的理解路径。[69]换言之，金海亮犯罪后逃跑的行为所带来的风险不属于禁止风险。
[52]关键的问题是，作为一种过时的因果关系理论学说，原因说被学界普遍认为存在可操作性差、不承认共同原因、用物理性的力学概念代替规范判断等弊病，早已在刑法理论中没有任何地位。作者系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根据这个分类体系，在学说阵营上，有可能会出现有些学者的部分观点被归入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阵营，部分观点被归入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阵营的现象。但是，按照风险实现理论，石锦林的违规操作行为给机车的安全带来了风险，而田文柱和董汝福对操作规范的违反则是上述风险得以实现的具体途径。[49] 其三，在法理依据上，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无法合理地解释，为什么介入因素是否罕见能够成为判断因果流程有无相当性的标准。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之所以存在上述种种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其主张以事实性的因素作为规范判断的标准，因而无法顺利地实现从事实到规范的跳跃。
如此一来，该说便在很大程度上用原因说架空了或者说替换了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理论内核。由此可以看出，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在判断介入因素是否罕见时所得出的结论，与其说是严格按照一个统一、明确的标准所得出的判断结论，毋宁说是根据最终结论的妥当性而反向推导出来的结论。但是，以概率的大小作为相当性的判断标准，在理论上不无疑问。(二)对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评析 根据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无论是在判断行为相当性时，还是在判断因果流程相当性时，都离不开禁止风险这个规范性概念。
[11]也就是说，相当性就是指因果流程发生的概率达到一定的水平。总之，在考察对象上，相当因果关系说经历了从只考察因果流程相当性(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到既考察行为相当性又考察因果流程相当性(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转变过程。
正如日本学者松原芳博所言，广义的相当性(即行为相当性——引者注)为行为的实行行为性奠定基础。而且，理论上普遍认为，客观归责理论是在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二者在方法和立场上存在继受关系。
[70]因此，陈世豪的死亡结果不是对禁止风险的实现，不具有可归责性。综上所析，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将行为相当性的判断纳入到因果关系相当性的判断之中，确有其必要性。一方面，在符合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场合，未必可以将结果归责于行为人。相当因果关系说在不同的国家占据着不同的理论地位。而主观说则过分限缩了刑事责任的范围，并且会变相鼓励行为人怠于注意相关的信息。[6]然而，近十年来，随着客观归责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很多原本支持相当因果关系说的我国学者转而支持客观归责理论。
相当因果关系说从最初的概率论经由经验论最终发展到规范论，是一个理论自然发展的过程。其中，有的风险是行为人的行为带来的，有的风险是由介入因素带来的。
但是，在因果关系发生偏离的场合，仍然有成立故意犯罪既遂的余地。[51]但在本文看来，这种观点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刑法理论受到了科学主义思想的深远影响。[77]这些现象都不能构成对上述分类的批评。
而客观归责理论则完全没有这种理论包袱。按照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便不得不认为，杰克的行为与盖勃的死亡结果之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杰克需要为盖勃的死亡结果负责。例如，在石锦林、田文柱重大责任事故案中，石锦林(机车驾驶员)、田文柱(装煤队队长)、董汝福(值班员，因事故死亡)三人各自都违反了相关的操作规程，并且，三人的违章行为环环相扣，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正如冯·克里斯自己承认的那样，虽然实务上要获得个案间大致一致的结论并非不可能，但一个固定的规则是不可求的。
另外，在行为人的行为带来了多重风险的场合，不同于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对因果流程做笼统、整体的考察，为了判断结果是否实现了禁止风险，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会对这些风险做逐一的分析和评价，从而能够提升判断的精确性。在本案中，对于乙在乘坐救护车去医院的路上遭遇车祸这一介入因素，行为人甲早有预见，因而该介入因素并非罕见。
[55]其理论依据在于，禁止风险的反面是行为规范，而每一项行为规范都会向国民提出一项客观注意义务。判断行为有无相当性，就是考察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包含了通常能够导致构成要件结果发生的风险。
在判断行为相当性时，采用事前视角中的折衷说。该学说主张，判断因果流程有无相当性，不仅需要考察介入因素是否罕见，而且还需要考察行为人的行为与介入因素对结果的贡献程度。
运用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根据考察对象和判断标准的不同，可以将相当因果关系说分为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和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冯·克里斯举过一个例子：一个马车夫因为不小心打瞌睡走错路而碰上闪电，马车所载的乘客因而被雷击毙。借助于相当性的判断，相当因果关系说将偶然的、罕见的因果流程排除于原因之外。其一，在客观风险(对风险的实证统计结果)与主观风险(国民对风险的主观感知)不一致的场合[42]，行为风险中的风险到底是指客观风险还是指主观风险？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会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
通过采用规范性的判断标准，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成功地克服了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所陷入的无法实现从事实到规范的跳跃的困境。[33]这种观点对我国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最后需要重申的是，将相当因果关系说分为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和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是本文运用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理想类型方法，根据考察对象和判断标准的不同，按照理论自身的逻辑对相当因果关系说进行分类的结果。他指出，判断行为人是否需要为特定的结果负责，不仅需要考察因果流程相当性(狭义的相当性)，而且还需要考察行为相当性(广义的相当性)。
[45] 再来看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对因果流程相当性的判断。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之所以将禁止风险具体化为客观注意义务，是为了给行为相当性的判断提供一个相对具体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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